南京大屠杀：从历史事件到国家记忆

许金晶／南京大屠杀：从历史事件到国家记忆　南京大屠杀：从历史事件到国家记忆　许金晶　在当今中国，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上至暮年老人，下至幼小儿童所人人皆知的历史事件。不只　如此，各种影视文学作品和媒体的相关报道，还在持续不断地为社会公众强化这一历史记忆。仅仅　最近十年而言，围绕这一题材，就有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和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等多部　热映的院线电影问世；而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和哈金的《南京安魂　曲》，也都同样在国内外引发热烈反响。南京大屠杀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发生在八十多年前　的惨痛历史事件，而成为了中国人共有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内容。这种国家记忆的属　性，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１２月１３日于２０１４年被确立为国家公祭日之后，得到了进一　步的强化。　那么，南京大屠杀是如何从历史事件转化为中国人所共有的文化创伤和集体记忆的？在这种　记忆转化的过程中，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几多延续、几多断裂？为了强化南京大屠　杀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媒体和国家权力构建出了怎样的一系列记忆场所和记忆空间？在这些　记忆场所的建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博弈与争夺？以上诸多问题，正是李红涛和黄顺铭这两位青　年学者的新书《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所探讨的核心议题。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两位作者试图在上述问题意识的牵引下，讲述好两个理论故事。其一是以　南京大屠杀为核心，追溯它如何在不同的媒介场景下，不同的中介化（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过程中被书写、被　纪念；其二就是将南京大屠杀视为个案，探究媒介与集体记忆和文化创伤之间的关联。　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集体记忆研究和文化创伤理论便成为两位作者主要依托的学术资源。　就集体记忆研究而言，考察过往与当下之间的延续和断裂，成为这一研究的核心线索之一。哈布瓦　赫（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就曾分析过记忆与遗忘的社会情境。他在探讨集体记忆与社群、团体之间的紧密　关联时指出：一方面，有多少团体就有多少集体记忆，一个团体取代另一个时，必将带入新的记忆；　另一个方面，记忆的建构应当符合团体当下的需要。正如施瓦兹（Ｓｃｈｗａｒｔｚ）所言：“对过去的追忆　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检索，而是动态的、建构性的过程。所谓记忆，就是取过去之片断，服务于当下的　感知与需要。”而就文化创伤理论而言，杰弗里·亚历山大（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罗恩·艾尔曼（Ｒｏｎ　Ｅｙｅｒｍａｎ）等学者发展阐释的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恰恰跟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演化过程非常契合。亚　历山大强调，事件本身并不会导致集体创伤，创伤是社会中介（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过程的产物：“当　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并且这　一事件从根本上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未来的身份性质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　在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演化变迁过程中，记忆的动态性、建构性与当代性特征，体现得非常明显。　１　２７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按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先生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中国对　于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建构，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次是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审判）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这一阶段，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揭露，与抗战胜利的纪念相结合。一方面，　这种揭露与纪念初步具有了举国性；另一方面，这种纪念活动，也含有昭示国民党政权统治合法性，　从而在国共内战上谋求优势地位的意图紧密相关。　第二次是１９８２年之后的“建馆、立碑、编史”。在１９８２年之前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侵华日　军在南京的暴行和南京市民的受难经历，长期仅仅停留于个体和民间层面的话语传播当中，而在官　方话语和公众视野中，则几乎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两位作者征引了高蕊从文化创伤理论出发的　研究成果，来对这一“文化失忆”现象进行分析。在高蕊看来，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４９年之后，成功建立　了一整套阶级斗争的创伤戏剧（ｔｒａｕｍａ　ｄｒａｍａ）。通过“忆苦思甜”、家谱故事和诉苦大会等多种形　式的文本、仪式和表演，“万恶的旧社会”中的阶级敌人被塑造为加害者，无产阶级受害者则成为广　大人民的代表，由此形成了围绕阶级身份建构的集体认同。在阶级创伤占据官方话语核心位置的　前提下，抗战创伤对加害者与受害者以及对民族苦难的界定，与阶级创伤之问存在着文化和符号层　次的冲突，因此遭到阶级创伤这一主导叙事的阻抑和压制。　而１９８２年拉开帷幕的“建馆、立碑、编史”活动，之所以能够重新把南京大屠杀带回到公众视野　和官方话语当中，一方面是受当年篡改历史事实和误导历史记忆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的直接　驱动，另一方面，显然也跟经济建设被确立为国家中心任务后，带来的阶级叙事的淡化和民众日常　生活的“去政治化”进程紧密相连。而正如迈克尔·舒德森（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ｈｕｄｓｏｎ）所说：纪念活动一　旦启动，就会进入加速轨道，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力量运转。在“建馆、立碑、编史”活动启动之后，　尤其是上世纪９Ｏ年代以来，各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大众出版物和流行文化（影视剧和纪　录片）便层出不穷，使得这一湮没四十多年的历史记忆，又重新迅速成为中国人集体记忆的重要组　成部分。　而第三次，就是２０１４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也标志着　南京大屠杀正式从群体记忆和地方记忆，升格为国家记忆。国家公祭日之所以能在２０１４这一年正　式设立，显然也跟当时的中日关系形势密切相关。　考察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上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纪念图景，就不难发现，这种记忆与纪念的演　化变迁，不仅与国内政治文化情境紧密关联，也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相互纠缠”。而在这种演化　变迁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地方记忆社群和大众传媒这三个力量，一直在持续不断地相互博弈和发　挥作用。　本书对于文化创伤理论的运用，不只在于把这一理论作为解释南京大屠杀记忆建构过程的学　术资源，而是试图以这一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与理解在各类媒介场景和媒介生产过程　与表意实践中，南京大屠杀被中介化、被表征并被建构为文化创伤，进而被再生产为创伤记忆的全　过程。为了保证文化创伤理论这一分析框架的阐释能力，本书的分析重点，放在机构性媒介（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及其记忆生产活动上，而本文之前提到的文学、电影等虚构作品的生产与消费，则　被摒除在外。在时间层面，本书涵盖从１９３７年事件发生直到２０１４年国家公祭日设立前后的新闻　报道。而在空间层面，本书涉及的不同媒介场景包括抗战时期的报业、《人民日报》等当代官方媒　体、维基百科等带有较强民间或草根性质的数字媒体平台、地方媒体创设的互动式数字纪念仪式，　１　２８　许金晶／南京大屠杀：从历史事件到国家记忆　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样的纪念场所。　针对上述性质和形式不同的媒介场景，两位作者非常有针对性地各自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开　展细致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对不同平台上的新闻报道、纪念报道和创伤叙事的分析阐述上，本书　采取的是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而在对以不同方式参与记忆实践的媒体工作者和一般　公众的研究上，本书采用的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而对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样　的纪念场所的研究，本书采用的是实地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通过这些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富有　针对性和恰当性的多种研究方法的组合，本书把南京大屠杀这一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的影响因子　分析和生产机制分析，完成得深入而精彩。　进入新世纪之后，记忆研究在国内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当中，关注度越发提　升，近几年甚至已经成为热门研究领域。阿斯曼、诺拉等西方记忆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的相关论著，　近几年也已经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国内出版社陆续引进出版。与记忆研究译著　出版的热火朝天相比，记忆研究的优秀原创性论著，在国内学术界中，仍然并不多见。从这个角度　来说，《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的贡献，就不只在于对南京大屠杀记忆建构过程的出　色分析，同样也对国内记忆研究从译介到本土研究的转化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我们　期待更多关于记忆研究的优秀原创性论著，能够在国内学术界不断涌现。　［许金晶　金陵读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延均）　１２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