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的概念界定
“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依靠和利用土地的所有权及管理权，进行财政活动和利益分配，利用土地转让等方式获取土地收益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的在于筹集资金以缓解财政收入不足和地方建设发展所需。对于土地财政这一概念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概括，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2008）直观揭示地方政府的做法，将“土地财政”戏称为“卖地财政”。朱秋霞在她的《中国土地财政制度改革研究》一书中写到，“土地财政”指的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所进行的财政收支活动和利益分配关系。从内容上，土地财政收入包括了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土地税收，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融资途径获得的收益。也有学者将“土地财政”分为狭义和广义化，狭义的土地财政是指土地出让金收益。广义上的土地财政是指除了土地出让金收入外，还有其他土地出让的相关收入。
（二）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中扮演的角色
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一种工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其利弊均有。在城市化的进程的初期，土地财政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土地财政出现的问题也日渐凸显，可能会影响民生问题加重、带来经济风险、导致权力寻租等，成为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1.正面积极的效应。首先，“土地财政”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发展。不仅增加地方财政，保证地方政府正常运转需要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对财政收支的缺口进行了弥补，促进了地方政府经济的发展。其次，土地财政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为当地的发展提供了资金的保障，有了稳定财源就能有效促进和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政府进行出让土地时，主要有公益性用地、经营性用地和工业性用地三种用途。公益性土地是政府保障公民公共服务需求的载体，没有收益回报。工业性用地与经营性用地用途类似，都是以招商引资的方式来促进城市发展，是它的重要载体。。最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形成，以及中国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在于政府通过经营土地，通过土地转让或批租等形式获得土地收益，形成一部分财政收入，从而就积聚了大量建设资金。
2.消极方面的影响。中国土地制度存在的缺陷及陈旧的土地财政机制，保护耕地、保护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只能是纸上谈兵。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人多地少”的现状使得人均耕地面积不足，最终导致突出的人地矛盾。当今地价上涨，房价飙升，加剧了民生问题。土地财政增加了寻租、挪占、贪污腐化等行为的发生。地方政府自身的知法犯法现象很多，特别是地方官员在进行土地审批时，极易有寻租行为，对出让金的挪占，造成土地收入的流失等腐败行为层出不穷。
二、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发展现状分析
。。财政部公布了2013年全国财政决算情况，土地出让金收入决算数为39073亿元，是预算数的152.6%，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首次突破4万亿，达41266亿元，同比增长约45%。同时，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联合研究并的“我国23个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报告”，23个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上，北京土地偿债总额第一，浙江依赖度以66.27%排名第一，天津以64.56%排名第二。说明浙江、天津两地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都有2/3的份额要靠卖地来偿还。
（二）土地财政下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导致的问题
在土地财政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倾向关系。。土地财政的行为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获取经济利益是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目的。对中央政府的利益倾向来说，中央政府向来是以大局为重，长远的考量不同的利益关系，统筹全局。首先，在土地财政问题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放权处理土地出让金，有助于解决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困难，另一方面，土地的高度膨胀，过分依赖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扭曲，高房价使得人们有苦难言。其次，中央政府相对地方政府而言，它的利益目标更加多样化，在耕地问题上，中央为了保证土地资源的均衡有序利用的实行，主张保护耕地，而地方政府违背了这一意愿，如地方政府违规、过度形式化的强调城市化，增加其地方财政收入，使得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增加地方财力、赢得晋升机会、谋取私人利益。地方政府在追求这三个利益的背后，所应保障农民百姓的公共利益，而这个所谓的“公共利益”背后隐藏了巨大利益因素。
（三）土地财政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冲突
1.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冲突体现。中央政府主要从宏观上把握民众的利益，在土地财政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审批和征收土地上是加以严格控制的。地方政府对土地发供应要严格的控制，这也是满足中央政府的要求。中央政府一般会把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主要的考虑，通过制定或下达政策指令来束缚地方利益的扩大，但是地方政府对下达的指令和政策都以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执行，或者滥用中央政府赋予的权力，进行垄断或封闭信息，达到自己的目的。房地产行业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产业，房地产的销售额占国家GDP的增长的份额比一般行业的大，如果地方官员提高政绩便可把目光放在房地产行业上，因为GDP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好坏，人们生活富裕的一个衡量指标，地方官员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良好的政绩，以推动城市化进程作为行动目的，大力发展土地产业，滥用职权批地征地，造成对地方实体经济的压制，资源浪费严重，地方民众与政府之间矛盾加深。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来，尤其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下达的政策文件，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筛选，对本地区有利的就实施贯彻，对下发的政策实行选择性执行方式，通过抵制的方式或冷处理的表现来对其认为不利的方面，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利益博弈”。
2.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利益分配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财政体制下，“统收统支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模式，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影响下，各级地方政府一是没有独立的预算，二是在税收征集和财富支配上也没有自主权。而各级地方政府利益高度的一致性使得地方政府自主能力得到提升，而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利益空间和追逐利益的内在冲动，其行政行为对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的依赖程度的不断下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利益就突显出来。。因此，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即基础设施建设，工商业的发展、社会治安、城镇化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如图所示，土地财政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
土地收益的分配的矛盾主要有土地收益在政府之间的分配问题，由于土地价格由稀缺性和位置两个影响因素决定，在土地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土地需求就决定于稀缺性，而通过出卖土地就可直接获得土地升值收益，土地升值最终会表现就是在房地产等不动产的升值上，通过出售土地获得土地升值收益，但是会带来负效应，也就是会诱使地方政府大量征地卖地，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损害原土地使用者的利益。还有的矛盾就是土地收益在政府与原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分配问题。土地所有权实际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土地升值收益在地方政府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实际分配比例取决于谁处于强势地位，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因为针对土地的权力方面有着不可逾越的地位，特别是土地的确权、补偿权等。正因为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处于强势地位，开发商等土地需求者往往只与地方政府谈判，与之进行利益博弈，农民等土地使用者就成为了撇在一旁的路人。
三、解决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的建议
“自利”是每个人的特性，政府也是一个利益集团，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逐步的推动了土地财政的形成与膨胀。治理土地财政所形成的问题，需要在规范的预算体制内，建立起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机制，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改变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政治及财政动因，通过转变地方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对地方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等方式来制约或切断地方政府“以地生财”“以地谋升”的行为动机。
土地征收是2004年国家修宪时提出的，在此之前我国统一采用土地征用这一提法，修宪之后在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中加入了征收一词，在我国土地征收的基本含义可以概述为：国家或政府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运用公权力强制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收为国有并给予一定补偿的法律制度。土地征收的特征：
1.1征收主体的特定性
申请的建设，发展并维护公共利益。在我国土地所有是严禁买卖的，虽然征收后的具体用地单位很可不是国家，但集体土地的首先流向只能是国家，各公共利益用地单位只能向国家提出用地申请，再由国家统一行使土地征收的权利。在具体执行时，地方政府可以代表国家行使土地征收的权利。
1.2征收目的的确定性
《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土地征收的前提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原因才能动用土地征收的权利，其实这是对国家土地征收权利的一种约束，避免土地征收权的滥用，明确公共利益对合理的行使土地征收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征收的有偿性
申请征收不同于土地的没收，他是一种有偿的收取行为，土地的征收是国家和农村集体两个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土地转移行为，对土地征收的补偿不是按市场价格进行完全补偿，是按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不完全的补偿，但土地征收是一种有偿的行为。
1.4征收的强制性
土地征收是国家行使的一种强制权，被征收的对象无论同意与否都不能阻碍国家行使正当的土地征收权，国家对土地的征收是不以个人或集体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强制性是带有公信力和国家法律效力的，任何阻碍国家行使正当土地征收权的行为都要负法律责任的，土地征收是带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利的。
2.我国在土地征收制度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2.1土地征收范围过宽，超出了公共利益的范畴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公共利益是衡量国家征地权是否滥用的标准，许多国家纷纷采取不同的措施从法律上对公共利益的界限加以相应的限制。而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除农村居民可以直接使用集体土地外，只要非农建设需要占用土地的，不管是否具有公共利益，都可以实行土地征收方式取得土地。有的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幌子，以较低的补偿强行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体单方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强行征收农民承包的土地。然后，政府再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出让、出租、划拨等有偿或无偿的方式将土地交给需地单位使用。这种做法严重超出了公共利益的范畴。
2.2征地补偿标准过低，补偿费发放不及时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倍数，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年产值的4至6倍。但据国土资源部调查，许多地方征地补偿费明显偏低，主要是在计算上普遍取采补偿标准的最低限，有的甚至还低于法定标准。根本无法保证农民进行有效的经济再生产。福建福州马尾区一位农民说：“现在征地补偿费用只相当于农民三年的种菜所得，这么低的价格，将来遇上点事，我们怎么办？”由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费用低，导致用地成本占工程总投资的比例低，一般只占到10%至15%，而国外高速公路土地征收占工程总投资一般在50%至60%。因而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争取国家项目，往往要在土地上做文章，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搞建设。
2.3安置不妥导致问题突出
目前，对征地安置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政策不具体，致使各地做法不一。但多数是只“安”不“置”，形成一种无效安置或低效安置。有些地区在采用货币安置时，不能一次支付全部安置费，只是打一些白条，一拖就是几年、十几年。还有一些农民为了取得安置费，假托一个企业办理一个虚假安置手续，然后再从该企业拿到这笔安置款。企业也理所当然的要从中收取一部分手续费。这样一来把本是两方的事，搞成了三方，农民绕了一个圈子才拿到了打了折扣的安置费。不少失地农民强烈呼吁，政府可以征收农民的土地，但不能不管农民的生活出路，否则就会使他们面临“有路可走，无地生存”的尴尬境地。
2.4欠缺合理的司法救济途径，土地纠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由于征地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规定，法院也因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无法受理这类案件。如哪些单位可以成为征地主体？征地程序应当怎样进行？征地补偿款怎样计算，如何分配，谁来分配？村集体组织在征地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征地补偿中出现的纠纷，哪些可以提行政诉讼，哪些应当提民事诉讼？等等。
3.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建议
3.1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范围
既然“公共利益”是法定的行使征地权的前提条件，那么这一法定条件就必须明确而具体。因为不同的人或者说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对“公共利益”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因此法定条件应当具有特定性和惟一性，否则这样的前提条件就等于形同虚设。国家应规定在哪些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才可以视为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对于 “非公益性”用地不能行使征地权，不具强制性。
3.2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集体土地对农民而言不单是生产资料，还是保障资料。。因此在土地补偿中应考虑这一特殊性，使补偿收益更多地偏向失地农民，并指导他们合理使用这部分收益，用于再就业及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因征地而引起的农民上访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征地补偿标准过低，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所确定的补偿标准不合理。以“土地的原用途”和“不低于原有生活水平”确定补偿标准，征地补偿费就永远提高不了，补偿按“原用途”，而转手出让时则按“新用途”，为什么同一块地，对原所有人和新所有人所得收益不能采用同一标准呢？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可结果农民服从国家土地用途管制所做出的牺牲，到头来居然又成为低补偿的借口，这对农民公平吗？因此应当取消只能按“原用途”给予征地补偿的规定。
3.3深化征地安置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对一些选择自愿放弃安置的自谋职业人员，有条件的应将安置费一次性发给个人，如在当地搞个体经营，政府还应适当给以政策上的扶持。对一些想进城打工的农民，应该进行相应的培训，并帮助安排一些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工作，增加他们的就业门路。另外，要在土地收益中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进而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接轨，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征地范围缩小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土地的收益首先是办保险，解决社会稳定，然后可以分红，增加农民的收益。
【关键词】土地征收；征地补偿；村干部
1 在农村土地征地过程中，厘清征收和征用的概念
。实际上，二者确有共同之处，但又存在较大区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后依法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实施征收并给予征地补偿。土地征用是指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以强制方式在一定期间内使用集体土地的行为。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要依法给予补偿。区别在于，征收涉及所有权的改变，征收后的土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而征用只是使用权的临时转移，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且在使用结束后国家应当返还征用的财产，并支付必要的费用。简言之，涉及土地所有权改变的，是征收；不涉及所有权改变的，是征用。在厘清征收和征用概念的基础上谈征地问题，不仅有助于大家根据情况正确使用，也有利于大家在解读相关政策规定时能更加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
2 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2.1 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截留现象严重
我国的《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明确规定，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到底谁是“集体”，相关立法并没有明确指出，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实际上是“一种无确定主体的产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导致在征地补偿费的利益归属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提取土地补偿费和部分安置补助费及集体提留的资金由村委会统一纳入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范围。村委会作为群众服务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成了政策的盲区，土地补偿中，乡（镇）、村克扣、截留补偿金的现象比比皆是，补偿金真正落实到土地权利人手中的所剩无几。乡村干部在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上有很大自，这就导致了，一方面，由于村委缺乏投资理念，将巨额土地补偿款用于民间借贷和不合理的投资，以至血本无归，使得集体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一些村子因征地一夜暴富，于是大肆铺张浪费，白条入帐，再加上乡村干部贪污、挪用土地补偿款等腐败行为频发，土地补偿费截留现象严重。
2.2 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立法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土地征收补偿是政府公权力与农民私权利的一场搏弈。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流行着“官本位”思想，人们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私有财产权观念相对薄弱，我国对于私权主体人格的尊重和财产权的保护都不尽完备。笔者认为，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权力本位的思维模式应当让位，对于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应当置于显要的位置。
2.3 征地程序不透明，农民参与程度低
虽然《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事实上，农村集体尤其是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参与的程度非常有限。在现行体制下，国家征地面对的是集体，而非农户，有权去谈补偿条件的也只是集体，农民往往不参与征地补偿谈判，而所谓的集体常常不过是两、三个乡村权力人物，能不能完成征地任务，也成了这些人是否能继续居于权力位置的决定性条件。虽然国家政策法律多次强调征地过程中的各项补偿最终要落实到农民，但农民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用协商谈判中来，征地过程又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这就使得其财产权利的保障就更成为问题。
3 作为村干部如何做好土地征收工作
随着城镇化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增强，尤其是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涉及了政府、农民、村组织、开发商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利益分配的矛盾也愈加复杂，要在贯彻党和政府政策的执行与保障村民利益的最大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确实不易。
3.1 熟悉土地征收相关的法律政策
《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都是国家政府在土地征收时所依照的法律依据，作为村里主持该项工作的干部，一定要熟悉和清楚相关条款，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即使自己了解掌握了国家的相关政策，又能对村民进行普及教育，使村民也能清楚地知道国家的有关规定，使我们能在合法的基础上统一征收大局。除此之外，法律政策还设定了很多的救济途径，要帮助大家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2 做好群众征地工作，构筑起化解的第一道坚固防线
多年来，因为土地征收问题造成的频频发生，因为该问题而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恶性事件让人触目惊心，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稳定大局，也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形象。在征地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失去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本，农民因此而产生的恐慌不安、思想波动，要从感情上进行理解。其次，要深入群众，耐心听取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并千方百计帮助其解决。最后，要处事公道，对群众合理的要求，尽快予以满足；对一时无法解决的，要解释清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不合理、不合法、侵犯群众利益的规定、做法，要及时予以修正。除此之外，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积极引导他们按照国家政府相关政策、法律、程序办事和维权。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构筑起化解的第一道坚固防线。
3.3 征地补偿款的发放要公开、公平、公正、及时
。千百年来，我国农民信奉“不患寡就患不均”，大家对于公平、公正的追求是至上的，村干部作为征地补偿款发放的主体，如何公平、公正、及时的将补偿款发放到群众手中，让群众满意，是征地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工作。首先，我们要让群众清楚地知道，征地补偿相关的种类构成、各种补偿的补偿标准、人头的确定办法、费用计算方式等等，用公开、公正、公平、统一的规则来确保公平的实现。其次，在补偿款到账后，村领导要尽快规划安排，及时将补偿款发放到群众手中，让群众得实惠、得安心，将恶性事件扼杀在萌芽当中，也使我们的城镇化顺利进入下一阶段。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土地征用；现状；对策
这几年，是我县经济加快发展，城市化建设迅速推进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我县各地出现了征用土地的。这些土地的及时征用，确保了我县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对土地的需求。为了做好土地征用工作，各镇、乡和街道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部分镇乡、街道在一定时期内，把土地征用工作列为中心工作，分片、分村、分户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制，夜以继日，深入细致地做好被征地农民的思想工作，确保了土地征用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对土地征用补偿存在争议，在集体发展留用地、就业、社会保障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方面存在缺陷，使得土地征用工作呈现越来越难的趋势，有些土地虽然已经完成征用补偿协议的签订，但也难以及时交付使用，有些甚至在使用过程中还出现上访或直接阻碍工程建设的现象。
一、我县农村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不尽合理。我县现行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区域间差异较大，现行中心城区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根据城市规划路网依次递减的办法，使得同一村、同一地块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各异，相邻地块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悬殊，在实际土地征用补偿中很难操作到位，并且极易造成征地补偿争议和纠纷。
（二）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几年来，我县在土地征用中普遍存在采用单一的货币处置办法，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要求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大片征用土地，往往使农民一夜之间就失去土地，因此使被征地农民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这种感觉和思想情绪也影响了土地征用工作的顺利实施。
（三）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不规范。政府对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没有及时给予指导和监督，分配中“一村一策、一组一策”，分配方案比较混乱。多数村庄在分配中违背了法律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常常出现“吃小户”现象，个别农民的正当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由于缺乏政策的规范和约束，各村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已趋向全部分光的现象。
（四）土地征用没有依法实施。在实际工作中“先征后批、边征边用边批”现象比较普遍，从而使土地征用工作理不直、气不壮，对征地过程中出现的阻挠、干扰行为也不能及时给予依法处理。国土资源部门不直接参与土地征用政策处理工作，因此，对统一执行政策，依法实施征地，形成征地工作合力带来消极影响。
二、完善我县土地征用工作的对策建议
为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县级有关部门和镇、乡、街道，千方百计抓土地征用政策处理，确保被征用土地顺利按时交付使用。但是，我们也要摒弃单纯的土地征用观，要从“三个代表”的高度，正确处理好土地征用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关系，在土地征用补偿、被征地农民就业安置及社会保障工作等方面予以及时完善和健全。
（一）及时修订土地征用补偿安置政策。土地征用补偿安
置政策最为被征地农民所关心，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了使征地补偿政策更趋合理，最大程度上保护农民的利益，对土地年产值的计算及补偿倍数
应适当给予调高，尤其是中心城区以外的镇、乡。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应有决心缩小中心城区和其他镇、乡在土地征用补偿
上的差距，从而使我县的土地征用补偿在区域间公平合理。同时，对土地出让收益，政府也要切出一块作为专项资金（应不低于年土地出让收益的10%），对被征地农民的培训、转业及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给予支持或补贴。另外，在修订土地征用补偿安置政策时，对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确定必须遵循“区片综合价”的办法，并要力求区片划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千方百计创造就业门路，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
1.失地农民应统一纳入城镇就业渠道，要建立城乡统一就业组织体系，建立就业服务中介组织，帮助失地农民尽快在非农岗位上就业。
2.进一步完善留地安置政策，在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的前提下，留少量土地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经济，就要舍得将好的地块、商用价值大的地块留给村集体，尽量做到不与农民争利。
3.着力推进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建设。政府征用土地后，多数失地农民将处于经营无门路，办厂缺本钱、就业难度大的现状。这就需要政府加快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设。
4.加强被征地农民的教育培训，提高被征地农民的转业能力。在被征地农民的教育培训方面，关键要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注重对农民的技能培训，二是要注重对农民的择业观念教育。
（三）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地工作程序，依法实施征地。
1.征用土地必须依法批准。未经批准的土地，政府不能随意征用。
2.土地征用必须统一。《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只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而具体承办单位是县级以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实施统一征地。
3.土地征用必须公告。《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征用“两公告一登记”的工作程序，即土地征用公告、征地补偿方案公告和征地补偿登记。
4.土地征用必须公平。在土地征用补偿过程中，对同一片区、同一物类必须实行同一补偿标准。
摘要 集体土地 征收补偿土地管理法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集体土地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8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可见我国的集体土地即是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以及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
（二）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
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2004年3月公布实施的“宪法修正案”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由上述法律规定可见，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主体是国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征收或征用，但应予被征收权利主体以相应补偿。
二、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现存的主要问题
（一）征收程序不规范
首先，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该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既是土地征收的决定者，又是补偿标准的制定者，还扮演着正义裁决者的角色。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监督机制缺失导致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的权力滥用，滋生腐败。其次，在决定土地规划和征收时，缺乏有效公开的听证程序，被征地者只能被动的接受，知情权受到侵害。最后，在确定征收补偿标准时，被征地农民没有参与权。虽然《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在实际征收操作过程中大都是主管部门自己确定，即使实行征地听证制度的地方，也大多流于形式，参加听证的多是乡（镇）干部、村干部，很难真实的反应失地农民的利益。
（二）征收补偿范围过窄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1款规定：“征收土地，按照原有用途给予补偿”，第3款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可见我国法律规定征地补偿的只是土地原来用途的直接损失，并不包含间接损失。按照原来的用途补偿损失剥夺了土地发展权带来的收益，土地补偿与土地出让金之间形成的巨额剪刀差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三）征收补偿标准不合理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可超过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能超过土地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根据上述规定，征地的补偿计算标准是该土地平均年产值为计算单位，即“产值倍数法”，这种计算标准表面看非常合理，实际是不合理。以某省会城市为例，政府给出的土地的出让金金额为每亩500万，假设该地农民每亩的年产值为2000元，按照规定其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为2000元，全部按照最高来算土地补助费为2万，每人安置补助费为1.2万，假定一个农户有耕地8亩，人口为5口，其总补偿费为22万元。补偿费与土地征收后的收益相比是不值一提的。
（四）补偿费的分配不合理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由此可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包括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小组，权利主体的多元性造成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享有主体混乱。很难保障失地农民补偿费及时足额到位。
（五）补偿安置方式简单粗糙
一直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和尝试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但是据调查显示，80%以上的土地征收采取简单的货币方式补偿安置，金钱具有很强的融通性，可以灵活的支配和使用，大多数失地农民乐于接受这种补偿方式，所以现金补偿一直是补偿安置的主要方式。然而坐吃山空的现象普遍存在是这一方式的主要缺陷。。
（六）缺少专门的土地征收纠纷处理机构
近年来，频见于报端的征地引起的各种不和谐事件，多是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找不到相应的纠纷处理机构维护其权利造成的，虽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当地政府对相关纠纷有协调、仲裁的权力和责任，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失地农民的权益很难得到维护。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是土地征收的关键，本文认为合理协调相关各方利益，处理好上述问题是征收工作顺利进行的要求，也符合当前城市化进程、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
[摘要]依据市场经济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和管理学理论，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供地与用地脱节，土地价格严重扭曲，政府职能越位，管理缺乏科学性，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难以实现等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征地；供地；政府职能；土地价格
目前，我国建设用地使用者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一般是：首先，国家凭借征地权将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国家再通过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提供给使用者使用。也就是说，土地的使用者与土地的最终提供者——集体土地所有者，不是直接交易者，而必须通过中间人——国家。这样就容易造成供地与用地脱节，土地价格严重扭曲，农民集体缺乏市场主体资格，政府职能越位，管理缺乏科学性，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难以实现等问题。
一、供地与用地脱节
征地和供地的分离，使国家提供的土地或供给大于需求，或需求大于供给，难以实现平衡，造成要么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要么不能满足土地使用者的需求，最终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目前，各地以发展经济为名，凭借征地权，大量设立开发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3837家，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00多家，仅浙江一省就有各类园区和开发区800多个。一些省会城市或稍大一些的城市，其开发区数量常常多达五六个。开发区的面积也越来越大，近年新设立的开发区，其面积已从当年的1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动辄十几、二十几平方公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大量设立的开发区，因开发能力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学者唐健对开发区现象进行过大量调研。一般而言，开发区达到七通一平才能有效招商引资，形成吸引力，而达到七通一平或者五通一平的要求，每平方公里至少还要投资1亿～1.5亿元。根据我国开发区规划面积达到这一要求需要数万亿元，远远超过我国年固定资产投入额，超过各地现阶段承受能力，造成开发区建设停滞，形成大量闲置、搁荒土地。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在全国省级以上900多家开发区中，国家批准规划了近3000万亩地，已经开发的仅占规划总面积的13.51％，近2600万亩土地闲置荒芜。在闲置和搁荒耕地中，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表层土壤和配套的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已经无法重新耕种，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另外，各开发区为了吸引投资项目，主要竞争手段就是压低地价，一些级别较低开发区对于级别较高开发区的竞争更是如此。这样，很大一部分土地收益都流入投机者腰包。
二、土地价格严重扭曲
在征地过程中，国家是买者的垄断；在供地过程中，国家是卖者的垄断，缺乏市场机制，土地价格发生严重扭曲。
价格理应受供需双方的影响，在市场中形成。而我国的征地价格按土地的原用途确定，加之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征地价格往往较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在现实中也难以实行。据了解，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基建项目，为节省投资往往采取“省部协议”、“政府定价”的办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如1999年福建省漳浦机场征地，建设单位与地方达成协议：水田2000元/亩，旱地1000元/亩，明显低于法定最低补偿标准；。国土资源部对京珠、京福高速等12个国家重点项目进行调查，发现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一般只占工程总投资的3％～5％，最低的竟只占0.8％，最高也只占12.2％。
供地价格也以难按市场价格执行。国家——实际是地方政府凭借垄断权，确定土地价格随意性大。因为政府供地目标的多重性，各地大量采用划拨方式供地，不愿意用出让方式供地，即使采用出让方式供地也往往采用协议方式，不愿意用市场机制发挥较充分的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据《审计署关于国土专项资金试点审计情况的报告》，截至2001年底，鞍山、济南、深圳三城市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率仍很低，对地价确定的约束不够。三城市2000年、2001年协议出让国有土地的宗数、面积分别占总宗数和面积数的98.97％和96.2％。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不足5％。另有数字显示，截至2000年年底，全国总土地出让量为30万公顷，仅占城镇用地总量的5％，在全国范围内有2/3左右的新增土地仍采用行政划拨手段配置。另外，即使将来采用市场机制发挥较充分的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土地，在政府垄断下，所形成价格的合理性，还有待于研究。
据审计署调查，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违规减免地价在鞍山、济南、深圳三城市中有明显体现。三城市2000年与2001年两年共违规减免、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26宗，面积127.19公顷(占同期出让国有土地总面积的2.97％)，减免和低于市价出让金额8.39亿元。据一位参与该项审计的官员透露，审计署在深圳共抽查了127份协议出让合同，涉及总金额48.79亿元。其中审计发现的违规地价协议出让的合同17份，合同出让金总额7.7亿元，比按公告市场价计算的15.22亿元低7.52亿元。
三、政府职能严重越位
；校正外部效应；维持有效竞争；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政府应从具体的市场行为中分离出来。
1．政府寻租
目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独立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保护耕地具有较大的外部效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本地经济，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资源，不惜以土地为代价，甚至违法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低价提供给开发商使用，而把保护耕地的任务推给社会，不利于耕地保护，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受到损失，而且容易引发政府的土地违法活动。目前，各地的圈地热的背后往往都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
2．政府官员寻租
(1)追求政绩。根据政府失灵理论，我们知道，政府天生具有不讲成本的特性，政府行为也缺乏利
润的含义，他们追求的往往是规模的最大化。一些政府官员为了显示政绩，片面强调GDP的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建造形象工程。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成为他们达到上述目的重要手段。凭借征地权，随意圈占农民的土地，或者用于房地产开发，或用于招商引资，或者用于建造超标的宽阔马路等等，任意扭曲土地的价格。某市为了吸引工业投资，狠压地价，征用一亩土地的费用大概需要5万元，而工业用地的地价才2～3万元。
(2)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滋生腐败现象。；；；。
3．企业寻租
企业寻租就是企业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价格低、质量优的土地所采取的行动。企业的寻租活动，不但会扭曲土地资源的配置，而且会损害分散的消费者、寻租行为的失败者以及没有进行寻租的企业的利益。对消费者来说，寻租企业会把其寻租成本加入产品成本中，从而强加给消费者；对于其他企业来讲，他们为了从政府手中获得更优惠的土地，必然会开展寻租竞争，引发第三方资源配置的扭曲。
四、管理缺乏科学性
1．管理模式倒置
征地的审批权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征地量大，审批人员不可能到实地进行审核，往往依赖报件进行审批，审批流于形式；具体的操作和监督在地方各级政府，不利于调动地方对违规占地的监督积极性，管理模式倒置。同时，这种模式也不利于被征土地的及时审批。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违法先提供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办理土地征用审批手续。征地审批不及时是造成上述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
2．职能交叉重复，权力分配不合理
土地利用的规划，农用地转用的审批，征地的审批，土地利用计划等职能交叉重复，而且审批权都集中在中央和省级土地管理机关，权力分配不合理，不利于地(市)和县级土地管理机关职能的发挥。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是宏观管理土地的主要手段，其审批权可以放到中央和省一级的土地管理部门；农用地转用必须符合规划和计划的要求，其审批权可以放在低一级的土地管理机关——地市级土地管理机关；征地的审批是较具体的行政行为，可由县级土地管理机关行使。这样合理划分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农用地转用和征地的作用及其审批权，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级土地管理机关的作用。
3．交易费用高
所有征用土地的报批要到中央和省级土管部门；涉及农用地的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征地审批手续；土地征用后，还要通过土地出让、租赁、作价入股或者划拨等方式才能提供给土地使用者使用。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程序多手续繁琐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五、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难以实现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