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妈妈永远陪着你

女儿，妈妈永远陪着你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无权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小安杀死童童的行为，有病理性的原因，这个妈妈自己也是个悲剧人物文｜方圆记者 汪文涛 花耀兰 通讯员 许庆华“

死亡，或许是世上最令人无奈的事情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生离死别。坚强地

的第一起案件。

没有人不惧怕死亡，更没有人可以忍受

上幼儿园的前一天

2016年3月3日，李汉君接到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凶杀案，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请硚口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在看守所里提审时，这位女性犯罪嫌疑人给李汉君印象深刻，33岁年轻的母亲小安（化名），目光游离、沉默寡言，她杀害的对象是自己5岁的亲生女儿——童童（化名）。小安就童童这么一个孩子，独生女。

案件发生在2016年2月24日，据小安的丈夫小秦（化名）向司法机关的证言，当日，家住武汉市黄陂区城乡接合部的小秦一家人，都起了个大早，这一天，5岁的童童要去幼儿园报名，她终于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上普通幼儿园了，全家人都很高兴。童童在1岁时被发现患有先天性耳聋，在母亲小安的陪伴护理下，经过4年的康复训练，童童基本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开口说话，能与人交流了。

和往常一样，妻子小安起得最早，为全家人做

活下去，是对已去亲人最大的告慰。”

3月2日，在武汉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彭湘英在正式接受采访之前，翻开手机，让记者先看了一条收藏的微信留言。

一年前，彭湘英法律援助了一起母亲杀女案，

为了鼓励家庭成员坚强地活下去，她在当事人朋友圈里留言回复上述内容。这是一个家庭的两起悲剧：一名乡邻眼中的好母亲，连续四年坚持为患有先天性耳聋的女儿做康复训练，女儿终于学会开口说话；然而，就在5岁的女儿上幼儿园的前一天，这名母亲又亲手结束了女儿的生命。而后，在被鉴定出“无刑事责任能力”后，这名母亲逃脱了家人的看管，以跳楼的极端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同样对这起悲剧久久难以释怀的，还有这起案件的办案人——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检察官李汉君，这是武汉市司法改革后，李汉君进入员额办理16

了早饭。早饭后，小安带童童出了门。但从家中出发后，小安并没有带童童去幼儿园，而是在不停地换乘公共汽车，似乎在有意远离家人，从黄陂区一路来到20公里开外的硚口区。

上午，小安带着童童一路乘车、一路玩。中午1时许，母女两人玩得有些累，小安就带童童走进一家小宾馆，开了个房间休息。在旅馆楼下，小安给童童买了面条和零食；看了会电视后，童童有些犯困，小安安抚着童童逐渐入睡。司法文书显示：随后，在童童熟睡后，小安采取用围巾捂口鼻、用手卡脖子的方式，将童童杀害。

镜头切换至小秦一方，当日上午9时许，由于牵挂童童能否报上名，小秦打电话给妻子询问，但妻子未接。此后多次拨打，仍无人接听，再到后来手机关机。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小秦心头。“你去哪了，急死我了。”下午，小秦给小安发去短信，但仍无回应。当晚6时许，小秦报警称母女俩失踪。不久，小秦收到小安的一条短信：“你不要找我了，我要去陪童童。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小秦立即拨打小安电话，响了一声后关机。小秦疯了一般，满大街到处寻找母女俩。深夜12时，小安的电话终于打通，小秦在硚口一家小宾馆找到妻子和女儿时，已是次日凌晨。在旅馆房间内，地上沾着血迹和破碎的啤酒瓶，小安的手腕夹杂着玻璃的碎渣，而床上的童童手脚冰凉，早已身亡。

民警赶来，将小安带走。据小安交代，童童的聋哑一直是她心中的痛。小安也很爱丈夫，她觉得小秦很辛苦，家庭经济压力又这么大，她和童童拖累了丈夫，遂产生了“结束童童和自己的生命，免得在世上受苦”的想法。于是，就在上普通幼儿园的前一天发生了悲剧。

孕检难以检出的先天性疾病

小安和小秦都来自湖北省孝感市的农村，二人是老乡。2011年，小安和小秦新婚后不久，小秦怀上了孩子。看守所会见过程中，小安曾向彭律师提及，在怀上童童之前，夫妇二人在某医院曾做过全面的身体检查，也做过孕检筛查。

在怀孕后，为了排除孩子是畸形儿，小安每次都到医院进行了及时的孕检，医生告诉小安，“B超检测报告单显示，胎儿的胎心和外部雏形一切正常，

可以生下这个孩子”。童童出生后，从外部观察的确也是一个正常的婴儿，但未曾想到潜伏着一个孕检难以检出的先天性疾病。

直到童童一岁时，大人才发现孩子的听力似乎有问题，呼唤童童时，孩子都没有反应。夫妇二人带童童去医院检查，查出童童患有先天性听力障碍。事实上，在童童出生时就伴随着该先天性听力残疾，只不过那时候童童太小，大人还发现不了。

小安和小秦也咨询过朋友，类似耳聋这种先天性残疾，在孕检环节根本检测不出来，不属于孕检范围，因而难以对医院进行追责赔偿。

医师也指出，超声等孕检目前最主要的作用是，可查出部分胎儿是否存在畸形的问题，但技术是有局限性的，检查也可能存在误差。透过超声波检查，医师可以了解胎儿状况，但是却无法得知胎儿的智力、视力或听力等生理功能是否正常的信息。

面对这种先天性耳聋残疾，小安和小秦二人带童童从乡下来到武汉打工，夫妻俩带女儿奔走于武汉市各大医院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之后，在武汉某工地上，小秦找到了一份活；而小安一开始负责带孩子，后期还兼着家政工的活。小秦的哥哥在黄陂区某城郊接合部买了一套房子。不过，小秦的哥哥、嫂嫂都在外地打工，哥哥的两个孩子也留给了弟媳小安带；等于说，加上童童，小安曾在一个时期内，带着三个孩子。后来，公公、婆婆也从乡下来到武汉帮忙，和小安、童童等人住在一起。

为了给童童治耳朵，小安和小秦省吃俭用，东借西凑，包括为童童申请人工耳蜗在内，治疗费先后花去了20多万，家庭负债累累，生活困苦。但夫妇二人并没有被生活压倒，一家人都很坚强，小秦和小安的感情也一直很好，几乎从未吵过架。

案发后，据小秦向彭湘英律师回忆，住在黄陂哥哥家的时候，小安每天起得很早，每天不到6点就起床给一家人做早饭；吃完早饭后，小安带童童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送童童去聋哑幼儿园接受康复训练。在童童进幼儿园后，小安就去做家政工，有时候一天干好几份家政活。忙完到下午4点后，小安又去幼儿园把童童接回家。

回到家后，小安给全家人做晚饭。吃完饭后，小安会单独对童童进行听力恢复训练，教童童辨声发音，一系列康复辅导结束后，基本上就到晚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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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后了。在安抚童童入睡后，小安还要洗洗衣服，收拾家务，每晚都得忙到深夜才能休息。日复一日，小安虽然艰辛，但她对童童的训练很执着，小安相信，总有一天，童童能和正常孩子一样听声发音，交流不再有障碍。大部分时间里，小秦基本上都住在工地上，很少回家，小安则一心扑在女儿身上。

经过几年的治疗、恢复后，童童日渐好转，特别是做完人工耳蜗手术后，童童的听力已有所恢复，从咿呀不清到慢慢正确发音，童童开始学会说话。

“虽然小安杀了女儿，但这并不代表小安不爱童童。相反，为了帮童童恢复听力，小安可以说是倾尽了母亲所有的爱。”彭湘英说。在检察官提审的过程中，小安坦陈，她觉得自己和孩子一直在拖累着家人和丈夫；此外，在童童成长过程中，小安总感觉到邻居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认为周围的人在说她和女儿的闲言碎语，觉得自己和女儿都受到别人的歧视，逐渐失去对生活的信心。

“其实，案发后我们做过调查，周边的邻居平日里和小安一家来往较少，谈不上背后议论童童，这些都是小安自己的想法和错觉，小安脑中一系列的错觉来源于她心里的抑郁。”李汉君回忆说，小安曾告诉检察官，自己小产后曾一度很抑郁。

联名写下了请求书

彭湘英回忆说，在小安被公安机关带走后，小秦为了挽救小安积极寻求法律援助。一天，恰好碰到彭湘英在武汉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小秦把案情和家庭情况向彭律师作了介绍。彭湘英告诉小秦，如果希望小安能得到法律的从轻处理，就需要亲友邻居结合小安日常表现，写一份联名的请愿书，请求司法机关从轻从宽处理小安。在咨询完后，身无分文的小秦希望彭律师能对小安的案件提供帮助和指导，于是，在武汉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下，彭律师对小秦和小安一家进行无偿法律援助。

彭湘英告诉记者，虽然小安杀死了他们的亲生女儿童童，小秦很悲痛，但小秦心里最终是宽容小安的，他理解妻子的压力和艰辛，知道妻子非常爱童童，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于无奈。 另外，小安的为人，是得到公公、婆婆和家族亲人的认可的，在家庭生活中，小安很勤奋贤惠，帮小秦哥哥照顾两个小孩，对公公、婆婆很好。 18

在律师的指导下，小秦向公安机关递交一份谅解书，他以被害人父亲的身份，请求司法机关能对妻子从轻处罚。在谅解书中，小秦还说，他和小安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由于自己在外打工，家中抚养小孩、照顾老人的重担就落在小安一人身上，但她从无怨言，而且把家里里外外照顾得很好。“生活的压力，家庭的困难，孩子的残疾，自身的疾病加上小产后的抑郁，压得她精神崩溃，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此外，小安的公公、婆婆以及数十名乡邻也联名写下了请求书为小安求情，“她勤俭持家，孝敬公婆，对亲戚她极尽友善；只是她内心长期压抑，没有得到宣泄和释放，家人也没有重视和疏导，才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2015年9月，小安曾再次怀孕，但这个家庭已经无力再抚养第二胎，小安和小秦还担心，如果再生出老二，会不会重蹈童童的“覆辙”，夫妇俩最终决定打掉这个孩子。打掉第二个孩子时，小安联想起童童出生后的遭遇，夫妇二人很悲伤。

自童童被查出先天性耳聋后，小安就开始抑郁；而在二胎小产后，小安抑郁加重，乡下亲戚过年到武汉来看他们，小安也不怎么说话了，自己一个人默默在厨房收拾干活，晚上还经常失眠。日子过得艰辛，但小安一开始还是很努力、很坚强，彭湘英办案中看过童童的照片，照片里，小安把童童打扮得很漂亮。“这说明小安是个很追求美好的母亲，她原本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彭湘英分析说。

法医学上称之为“怜悯性杀人”

事实上，小安患有抑郁的病情，在检察官审查案件环节，最早被细心的李汉君察觉到。李汉君曾在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室工作多年，并接受过心理咨询师培训，在与小安接触交谈的过程中，结合小安的精神状况和案情分析，李汉君怀疑小安的精神或许存在问题，遂要求公安机关对小安精神状况进行鉴定。

经湖北省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小安的精神状况鉴定，小安果然曾经患有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属于“扩大性自杀”行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所谓“扩大性自杀”，李汉君解释说，法医学上又称之为“怜悯性杀人”或“慈悲杀人”，是指

残疾儿童的康复之路

“保障残障儿童的权益，既要治疗救助残疾儿童的先天性疾病，也要关注残疾儿童家庭大人的心理健康。”李汉君说，在聋哑等残疾儿童成长过程中，人们可能更多地关注这些孩子，而忽略了这些孩子身边亲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在社会大众关爱孩子的同时，也应关注父母等监护人的身心健康，只有孩子的父母身心健康，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孩子也才能健康成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加强对残障儿童的法律保护，武汉市检察机关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拓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格局和新路径。以硚口区检察院为例，早在2013年，该院检察干警走进武汉市第一聋哑学校，为400名来自于湖北省城乡的“无声天使”设立“爱心驿站”工作室，检察干警与孩子们面对面直接交流，走进聋哑儿童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困惑和愿望，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法知法和维权帮扶活动。

“残疾儿童是社会弱势群体之一，由于先天性的疾病，他们与社会沟通不畅，生活环境相对封闭，人身权利往往更容易受到不法侵害，因此，残疾儿童的健康成长更需要全社会的关爱。”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负责人介绍说，硚口区检察院近年来在严厉打击侵害残疾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同时，更注重依托“爱心驿站”等检察工作平台，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展开结对帮教，共同关注残疾儿童的学习和生活。

“残疾儿童的康复之路很艰辛，既要对残疾儿童进行治疗救助，同时也要关注残疾儿童家长的心理健康；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救助机构，既要提供经济救助，还应当对残疾儿童和家长进行心理疏导和法治教育，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上述负责人建议，关爱残疾儿童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这需要国家在顶层设计，需要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和关爱，切实走进残疾儿童和家长的内心，与残疾儿童展开贴心帮扶，为残疾儿童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抑郁症患者不忍心自己死后亲人遭受痛苦，把亲人也一起杀死的行为，受害者往往是孩子和老人。

“女儿出生后，被确诊为耳聋残疾，母亲又患有严重抑郁症，面对治疗困难等一系列的家庭压力，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结合小安的案情，李汉君进一步分析说，抑郁症患者觉得自己活得很痛苦、很受罪，不但自己不愿意活下去了，还要杀死至亲的人，为亲人“解脱”。在常人看来，抑郁症患者的这种行为是无法理解的，但从他（她）们自己的逻辑看，杀死亲人是为了他们好，抑郁症患者心里觉得“自杀”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幸福”。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跃至全球第二大疾病，自杀是其中最可怕的症状。抑郁症患者最严重的后果是自杀，有数据表明，在中国，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人群中，高达50%至70%是抑郁症患者。

“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无权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小安杀死童童的行为，有病理性的原因，这个妈妈自己也是个悲剧人物。”说到这里，李汉君话锋一转，“如果小安能够自我调节好，或得到有效治疗，悲剧或可避免，但就小安的家庭状况，自己要照顾孩子和老人，丈夫长期在外打工，

要想自我调节好心理或者得到有效心理干预治疗，几乎不现实。”

经过鉴定，小安无刑事责任能力，公安机关不再羁押小安，小秦高兴地给彭律师打了个电话，表示“小安已经放出来了，很感谢彭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彭湘英也很高兴，她向小秦发去祝福短信，希望夫妇二人尽快走出阴影，积极面对生活。

小安被丈夫接回到家中后，小秦对妻子极尽照顾，但未曾想到，女儿死后，对小安刺激很大。趁着家人不注意，小安逃离看管，于某日清晨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得知小安意外的跳楼消息后，作为法律援助律师，彭湘英潸然泪下，她在自己微信里为童童和小安写下了这样的默默祝福：愿天堂里不再有残疾和病痛。

彭湘英同时也关注着小秦的安全和动态，2016年6月28日，小秦在微信中留言：决定离开武汉这座让他伤心欲绝的城市；彭湘英在小秦朋友圈留言鼓励：死亡，或许是世上最令人无奈的事情了。没有人不惧怕死亡，更没有人可以忍受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生离死别。坚强地活下去，是对已去亲人最大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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