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波兰的故事

作者：於 莉 杨雪非

来源：《公共行政评论》 2014年第1期

於 莉 杨雪非

【摘要】作为欧洲转型国家的成功典范，波兰在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又经受住考验，成为欧盟中唯一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然而，有鉴于其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直未有真正解决的财政赤字问题以及近年来债务负担率不断增加的问题，拥有傲人经济成绩单的波兰似乎又不能被完全归为财政状况稳健的国家。与此同时，作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几个从宪法层面设计政府债务约束的国家，波兰却又一直没有相对全面完整的财政规则体系，并且一直对紧缩政策抱以谨慎态度甚至采取避重就轻的做法。此外，作为转型国家以及欧盟的成员国，波兰的财政可持续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使得波兰成为危机发生以来有关财政可持续的讨论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趣“故事”。

【关键词】财政可持续 财政规则 转型国家 波兰

【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４８６（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５２－２７

金融危机后，自由裁量的财政刺激措施、自动财政稳定机制、与资产价格泡沫有关的超常财政收入的逆转以及政府为扶持处境艰难的金融机构所花的费用，无不加剧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财政状况的恶化（Ｊｅｄｒｚｅｊｏｗｉｃｚ＆ Ｋｏｚｉｎｓｋｉ，２０１２：２８５）。２０１３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财政赤字从２００７年占ＧＤＰ的１�１％上升至４�５％，即使按基本平衡（ＰｒｉｍａｒｙＢａｌａｎｃｅ） 计算的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也由０�５％上升至２�７％，政府总债务从２００７年占ＧＤＰ的７２�９％上升至１０７�７％①。

在欧洲，财政问题更是以主权债务危机的形式突显出来。２００９年当债务危机向中东欧蔓延时，中东欧转型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波兰也同样在经历过度财政赤字和债务不断增加的考验。但从２００９年波兰交出的经济发展成绩单———欧盟中唯一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来看，其公共财政具有一定的韧性。２００９年也是波兰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纪录的第１８个年头。如果说财政可持续是一个与经济增长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主题，那么波兰可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但因此而认为关于波兰的财政可持续故事的线索就是经济增长，那么故事中其他重要情节就可能被错过。

本文首先介绍波兰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转型以来的财政治理绩效。然后，描述和分析转型初期波兰的稳定政策和财政调整；转型以来的公共财政改革以及财政可持续的政治；以及欧盟对波兰财政政策变迁的影响。最后是讨论与结论。

一、波兰的财政治理绩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

在经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休克疗法” 的“阵痛” 后，波兰很快进入经济恢复增长轨道，１９９２年便实现了２�６％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东欧地区经济最早恢复增长的国家。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０年， 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５�６％。与同一时期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相比，年均增长率分别高出０�８、１�５和２�８个百分点（图１－１）。

经济增长并不是国际社会评判东欧国家完成转型过渡的唯一标准，因为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不可避免的牵涉到财政可持续问题。作为１９８９年东欧转型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波兰的财政状况是相对稳健的，尽管和其他东欧转型国家一样，较高的财政赤字比率一直到加入欧盟之前都没有完全得以解决。除１９９０年外，转型后的波兰财政平衡未有盈余，且１９９１至２０００年间有８年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都超过了３％的风险警戒线①。但是，１０年间财政赤字比率的两次波动表明波兰当局并未放任财政赤字过度发展。尤其是１９９６年之后财政赤字比率连续三年降低，１９９９年降低到２�３％。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０年间波兰财政赤字比率均值为３�９％，同期匈牙利和捷克的财政赤字比率均值都超过５％，斯洛伐克更是超过７％ （图１－２）。债务方面，这一时期波兰政府总债务占ＧＤＰ比重始终控制在５０％以下，且在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８年负债率连续三年走低，１９９８年降至３８�９％。１９９９年虽小幅上升但仍保持在４０％以内，比同样有着加入欧盟诉求的匈牙利的负债率低了２０个百分点（图１－３）。

进入新世纪后，波兰经济在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经历了一段低迷时期，尽管波兰仍然保持着经济持续增长的记录，但受经济放缓以及１９９９年公共行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的影响，财政赤字快速增长（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ｂ：１４）。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波兰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分别为５�３％和５％，较前一年增长了２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最初的两三年里，无论是同样面临经济增长减速的捷克，还是经济增长有起有伏的匈牙利，又或经济增长加速的斯洛伐克，都和波兰一样面临过度财政赤字的问题，甚至更甚（图１－２）。２００３年，随着财政收入的下滑和财政支出的增加，与此同时农业部门和社会保障基金出现的赤字，财政赤字达到了１１８�６７４亿欧元，比２００２年的财政赤字增加了１４亿多欧元，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进一步扩大到６�２％，基本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仍为３�２％。但财政赤字问题并未进一步恶化。加入欧盟后，波兰连续四年压缩财政赤字，２００５年财政赤字已降到１００亿欧元以下，２００７年波兰成功的将财政赤字压缩至ＧＤＰ的１�８８％，成为１９９２年经济恢复增长以来财政赤字比率最低的一年（图２）。如果扣除国债利息支出，财政基本平衡面上甚至实现了盈余。

与此同时，幸运的是，正是２００７年财政赤字的削减，为欧债危机期间波兰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提前释放了财政空间。

与南欧和东欧的欧盟成员国实行紧缩政策不同，波兰一直对紧缩政策抱以谨慎态度甚至采取避重就轻的做法，甚至当欧债危机发生后也是如此。应该说，扩大政府支出尤其是增加公共投资在抵御欧债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方面是具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在税收收入因为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再次缓慢增长而有所减少的情况下，这样的财政政策安排也极有可能带来财政赤字方面的困扰。

２００８年波兰的财政赤字比率未能守住２００７年的成果，增加至３�６８％，２００９年更是一下飙升至７�４１％。在经历了２０１０年财政赤字比率小幅上扬后，２０１１年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控制在了５％。２０１２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波兰财政赤字再次降低，为ＧＤＰ的３�９３％，虽然仍然高于３％的预警线，但却低于本世纪初１２年来的平均水平４�９６％ （图２）。

应该说在欧盟范围内，波兰在控制财政赤字方面的成绩并不理想。相比较而言，在公共债务管理方面则表现得可圈可点。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开始波兰政府在公共债务方面的定位就开始从“偿债” 向“管理” 转变。历届政府在公共债务方面的政策连贯性以及不断提升的债务管理能力，不仅使得波兰顶住了一直没有完全解决的财政赤字问题给财政可持续带来的压力，更为其抵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２００２年开始波兰广义政府总债务占ＧＤＰ比重超过了４０％，２００３年更是达到４７�１％。对此，波兰方面的解释是，主要为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所累（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ａ：２２），而欧盟委员会则认为主要是因为私有化收入实际执行结果仅为之前预期的４０％所致（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４：７）。其后债务占ＧＤＰ比重略有波动，但是直到２０

０８年，广义政府总债务占ＧＤＰ比重都没有超过５０％，净债务占ＧＤＰ比重没有超过２０％

（图３）。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７年波兰总债务占ＧＤＰ比重均值为４４�６％，而同期欧盟２７国平均水平为６１�２％。波兰总债务占ＧＤＰ比重突破５０％ 是在２００９年， 并在２０１１年达到５６�２％，但也仍未突破欧盟的债务率警戒线以及波兰宪法规定的债务上限。

２０１２年波兰债务占ＧＤＰ比重略减，降为５５�６％。这一结果低于欧盟２７国负债率平均水平近３０个百分点。就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年广义政府总债务占ＧＤＰ比重的累积增长情况来看，波兰仅为１０�５％，比欧盟２７国平均水平低了近１６个百分点（图４－１，４－２）。

二、转型初期：稳定政策与财政调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不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扭转经济增长潜力日趋耗尽的局面，反而为８０年代末期商品和物资的短缺与通货膨胀埋下伏笔。同时，狭窄的税基致使国家财力增长动力不足，加之财政补贴与社会性支出的控制不力，８０年代后期财政状况日趋严峻。但是直到１９８８年，政府财政尚能维持基本平衡。１９８９年波兰的经济形势和财政状况急转直下。不成功的工资和价格改革引燃了通货膨胀。１９８９年ＣＰＩ通货膨胀率由１９８８年的６０�２％ 骤升至２５１�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企业所得税等税收收入锐减，１９８９年政府总收入占ＧＤＰ比重较前一年下滑近６％，虽然政府总支出也有所减少，但还是难以改变财政出现严重不平衡的结果。广义政府的财政赤字已超过ＧＤＰ的７％ （表１）。

与大多数转型国家一样，由于缺乏金融资产且未形成国内金融市场，波兰政府选择了货币融资的方法来解决其财政赤字，当年国内债务中的短期债务都是国家银行用于赤字融资所产生的，这导致基础货币激增并助燃恶性通货膨胀。也是从１９８９年开始，波兰外债规模即等于主权债务规模的情况开始发生改变。然而，相对于外债偿还问题，内债几乎还不算个问题（图５）。自１９８１年４月巴黎俱乐部同意重新安排波兰债务后，时隔８年，波兰外债再次累积，加上到期债务利息资本化，１９８９年底波兰外债已达４０８亿美元，几乎是其可兑换货币的出口额的５倍（Ｌａｎｅ，１９９１：７）。

久拖不决的政治危机携着刚刚开始的经济危机将波兰推到历史的十字路口。１９８９年１０月，波兰政治剧变后的第一届政府通过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主持制定的经济稳定及转型计划，又称“巴尔采罗维奇计划” （ＢａｌｃｅｒｏｗｉｃｚＰｌａｎ）。与所有转型国家一样，改革一开始就需要同时面对短期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和长期结构性问题。但就波兰当时的状况而言，“稳定很可能是结构性调整的前提条件，而非伴生物” （Ｃｈｅａｓｔｙ，１９９２：５４）。考虑到“巴尔采罗维奇计划”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ＩＭＦ） 对波兰的第一份财政援助项目———一份为期１３个月总额７亿１千万美元的备用信贷协定（ｓｔａｎｄｂｙ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以支持波兰政府的经济转型计划——— “标的” 的性质，这一结论就不再仅仅只是“可能”。

根据ＩＭＦ贷款条件指导原则的一般解释以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的实践，ＩＭＦ会与受援国在稳定方案中共同确定一个财政最高限额，将财政赤字有关的货币扩张与国际收支情况的发展联系起来。对财政最高限额的遵守是稳定方案的最根本的财政要素。至于如何确保不突破最高限额，则可由受援国自行决定。这个方法亦被称为“稳定政策的宏观经济方法”，一个更关注财政政策的供给管理的方法（Ｔａｎｚｉ，１９８９：１６－１８）。由于波兰是ＩＭＦ援助的第一个转轨国家，无先例可循，这让其有了与ＩＭＦ进行讨价还价的更大余地。虽然最终的计划也包括了以削减财政赤字为目的的削减公共和国防开支、减少补贴、终止税收减免优惠等紧缩性政策，但波兰政府坚持，通过稳定汇率和价格水平以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应放在比国际收支平衡更优先的地位来考虑（吕进，１９９８：４６）。它折射出波兰当局在实行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顾虑。１９９０年４月，波兰当局货币政策开始出现放松迹象。而提前

到来的总统大选和夏季开始的农民院外游说与抗议活动，使得当初关于财政调整计划本就脆弱的内部共识开始动摇，最终演变成得第二度季度结束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放松（Ｂｒａｔｋ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１４）。９月，波兰对１９９０年预算案重新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预算因为收支预测的同步增加仍旧可见平衡（Ｂ�ｎｋｅｒ，２００６：８４）。到了１９９０年第四季度，经济仍然持续下滑，利润及利润税收入开始减少，财政收支再也无法继续前三个季度的盈余状况（图６）。

１９９０年秋ＩＭＦ也注意到了波兰工资增长、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放松等偏离稳定方案原则性目标的问题， 遂决定终止备用信贷协定（Ｇ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ａｌｔｚ，２００３：６）。

１９９１年１月初随着经互会①濒临解散，波兰与其他经互会成员国间的贸易活动将不再受到经互会制度框架的约束和保护，这无疑将对波兰举步维艰的宏观经济稳定进程带来新的挑战。３月，波兰向ＩＭＦ提交了一份新的意向书，连同波兰政府关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经济改革的备忘录，最终被ＩＭＦ所接受。基金组织同意为波兰提供１８�２８６亿特别提款权，其中１２�２４亿特别提款权通过中期贷款便利（又称扩展贷款，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ｕｎ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ＥＦＦ） 提供，以支持波兰为期三年的改革方案。ＩＭＦ还同意了波兰的请求，将ＥＦＦ每期贷款中２５％的资金留作债务削减之需。这一决定给波兰的债务重组铺平了道路：西方债权国接受了波兰债务重组协议，并制定了债务减免５０％的下线。其后， “巴黎俱乐部” 同意在１９９４年第一季度将波兰３０％的债务勾销，剩余２０％则视波兰执行与ＩＭＦ协定的经济改革方案的绩效结果而定（Ｇ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ａｌｔｚ，２００３：６－７）。顺利实现与ＩＭＦ达成的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扩展贷款协议，对于为外债负累的波兰的经济复苏来说，无疑是必须为之的。但是３个月后波兰的宏观经济指标让ＩＭＦ再度失望。

１９９１年２月通过的略有赤字的预算案，显然无法顶住７％的速度的经济负增长和仍处于７０％高位的ＣＰＩ通货膨胀率。一方面，企业利润税收入占ＧＤＰ比重同比下降超过５０％，另一方面，虽然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卫生等开支均已不同程度予以削减，但受社会保障支出占ＧＤＰ比重同比增幅超过９５％的拖累，中央政府预算赤字还是达到了ＧＤＰ的３�８％ （Ｂｒａｔｋ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２５、４０－６０）。

幸运的是，１９９１年东欧转型国家出现的全面经济危机使得波兰很难成为必须被责罚的个案，甚至波兰的情况是其中相对最好者之一①。这为１９９２年３月ＩＭＦ对波兰的谅解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这次，波兰在其提交的方案中凸显了其对于整顿波兰公共财政的决心，并在与ＩＭＦ讨论的新备用信贷协议中将其用一个更为具体的宏观经济指标———将财政赤字控制在ＧＤＰ的５％以内———明确下来。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再度获得ＩＭＦ财政援助，还给波兰提供了与“伦敦俱乐部” 的国际商业银行讨论债务重组的机会。多少有些讽刺的是，波兰整

顿财政的决心显然并不是从１９９２年开始的，当年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７�２％，不过好消息是这一年波兰经济扭转了下滑趋势，在东欧转型国家中率先进入经济恢复增长期。

１９９３年３月ＩＭＦ与波兰签署了第三份协议，该协议包括了一份４�７６亿特别提款权的备用信贷协定，并应波兰政府的要求将每期２５％的资金留作未来与“伦敦俱乐部” 协议的融资之用。对波兰方面而言，此协议执行标准中最重要者之一就是将财政赤字比率由１９９２年的７�２％降到５％②。１９９２年新上台的苏霍茨卡（Ｓｕｃｈｏｃｋａ） 政府在１９９３年预算案中明确了稳定名义赤字的目标（ＯＥＣＤ，１９９４：３４），预算的执行也较预期更好，１９９３年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成功的降到了５％以下。１９９４年３月，ＩＭＦ认可波兰完成了其在１９９３年援助协议中所承诺实现的宏观经济指标，加之波兰在１９９４年预算草案中表达了继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明确意愿， “巴黎俱乐部” 也兑现了勾销波

兰５０％的到期债务的二期计划（Ｇ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ａｌｔｚ，２００３：１０）。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４年期间，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大国通过援助贷款、债务减免及延期支付本息等方式向波兰提供了近２００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吕进，１９９８：４５），使波兰成为这一时期东欧国家中接受援助最多国家之一。

这对缓解波兰外债（表２） 以及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波兰政府债务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严格意义上来说，波兰转型后经济的快速复苏并不是一个完全本土化的经济奇迹。西方大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在波兰转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休克疗法” 之父———萨克斯的观点是， “经济转型的成功不仅要靠东欧自身，而且更根本的是要依靠西方” （Ｓａｃｈｓ，１９９３：６）。这种将西方国家置于转型之关键地位的论点，并不为波兰全然认可①。与此同时，这种观点也引起休克疗法支持者之间关于外部激励措施有效性的辩论， 以哥穆尔卡（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Ｇｏｍｕｌｋａ） 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持或债务减免会助长受援国财政纪律的松弛，出现类似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Ｇｏｗａｎ，１９９９：２４３）。很难说波兰９０年代初期财政赤字问题的反复是否支持了这一观点，但至少可以说，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经济援助，或者说与经济援助一道而来的技术援助②，塑就了财政可持续在波兰转型初期稳定方案的实施以及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重要性（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２：１１４）。

另一方面，波兰转型后经济的快速复苏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奇迹。仍旧套用萨克斯的观点，转型国家的“改革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而不是社会甚或经济方面的” （Ｓａｃｈｓ，１９９３：ＸＩＩＩ）。这一观点或这一类观点支持了将波兰转型问题的讨论引向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主题，然而，作为一种对萨克斯观点有意的错误运用，理解波兰转型路上持续的财政改革以及财政可持续问题的另一条线索———政治，又何尝不是？

三、转型以来的财政改革与财政可持续的政治

相较于大多数中东欧转型国家，转型初期波兰就将全面公共财政改革的议题列在转型改革清单中（Ｂｒａｔｋ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１１）。这一方面，是基于ＩＭＦ和其他西方援助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从波兰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出发，改革的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使财政体制和预算过程尽快适应中央计划经济的废止和新的政治经济生活。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改革内容其实早在转型前就已被涉及。对国家银行的改革即是如此。

１９８９年１月，转型前的最后一届政府颁布了新的《银行法》和《波兰国家银行法案》，正式实行二级银行体制，并将商业银行的职能从国家银行剥离出去，使其专行中央银行职能；同时，赋予国家银行独立地位，不再隶属于政府，而仅对议会负责。这意味着国家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以及维护国家的金融秩序方面将有更独立和更大的权力。然而，１９８９年波兰赤字融资的事实并没有支持这一结论。１９９７年《波兰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使得１９８９年的制度建设成果得以巩固。宪法第２２０条第二款明确禁止通过中央银行为预算赤字直接融资。换言之，自此解决政府财政赤字不再是国家银行的义务。但是法律仍然为波兰预算政治留下了“想象” 的空间：与宪法同一年颁布的新《国家银行法案》第３条规定，国家银行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物价稳定，但是在不与此目标冲突的情况下，国家银行仍应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①。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３年间，无论从经济形势出发还是从政治和社会条件来看，波兰似乎都不具备推进全面公共财政改革的条件。尤其是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３年间波兰５届政府执政。加之“巴尔采罗维奇计划” 施行后宏观经济的“休克” 使得民众中反对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因而转型初期，除了基于国际金融组织压力而断断续续但却一直在推进的财政调整，公共财政改革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一时期所谓的财政改革举措多呈现出一些过渡性和零碎化的特点，这一点在１９９１年波兰《预算法》及其后所颁布的若干修订案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法律条文给预算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复杂性与连贯性方面带来诸多困扰（Ｍｉｓｉｇ＆Ｎｉｅｄｚｉｅｌｓｋｉ，２００１：１１）。

相对于财政赤字的控制，波兰在公共债务管理方面表现得相对更主动积极。１９９１至１９９４年间， “巴黎俱乐部” 和“伦敦俱乐部” 同意对波兰外债进行重组，从而为其转型初期债务问题的解决赢得更大的主动。与此同时，随着１９８９年长期国债和１９９１年短期国库券的开售及其后国内债务的增长，波兰主权债务的期限结构、债务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均开始发生显著地变化，波兰政府意识到结构性改革必须包括公共债务管理的议题。

１９９２年，波兰广义政府债务总额较之前一年增长了４９�３７％，依然维持在占ＧＤＰ比重８４�１％的高位上。与此同时，虽然外债仍是波兰公共债务的“大头”，但内债增幅达到９１�２％ （Ｂｒａｔｋ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３５），成为该年公共债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年， 波兰财政部新建公共债务司（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ＰＤＤ），以管理国内债务及其融资（Ｓｚｃｚｅｒｂａｋ，２００６：４）。这是继国家银行改革之后，波兰由被动债务偿还向主动债务管理转变的又一具体体现。１９９４年波兰为协同债务管理政策和货币、财政政策成立了公共债务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来自财政部、波兰国家银行以及国库部。委员会每个月都要举行会议，会议讨论内容涉及国家预算借贷需求融资的月度计划、预算情况及货币市场情况等。虽然会议性质只是咨询性的，但由于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委员会成员，因而使得会议结论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波兰在公共债务问题方面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随着１９９６年公共债务占ＧＤＰ比重再次迫近５０％，波兰在健全公共债务管理以及将政府债务活动纳入政府预算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决心。１９９７年波兰在宪法中引入了债务上限条款———公共支出占ＧＤＰ比重不能超过６０％。此种制度设计在中东欧国家中绝无仅有。１９９８年１１月通过的《公共财政法案》（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ｃｔ） 又进一步设计了三项具体规则，使得债务上限进一步变成可操作的“刹车” 机制。根据该法第三章第４５条规定：如果某一年度公共债务水平超过ＧＤＰ比

重的５０％但未超过５５％，内阁提交的预算草案中预算赤字占收入比率将不能再有所增长；如果某一年度债务水平超过ＧＤＰ比重的５５％但未超过６０％，内阁提交的预算草案中所设的赤字上限要能确保债务占ＧＤＰ比率不再增加，同时内阁还应向下议院提交关于降低债务占ＧＤＰ比率的财政修复计划；如果某一年度债务水平超过ＧＤＰ比重的６０％甚至更高，则自该结果公布之日后的第七天起，公共金融部门将不得再批准新的担保，自公布日开始的一个月内，内阁应向议会当向下议院提交旨在使债务占ＧＤＰ比重降至６０％以下的财政修复计划。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交的关于新财政年度的预算草案不得再有赤字，而且新财年中公共金融部门将不得再批准新的担保①。

同时，根据《公共财政法案》，自１９９９年开始，波兰将中期债务管理战略方法被引入公共债务管理。该战略由财政部负责拟订，内容涉及未来三年债务管理的明确目标、对之前年度战略执行情况的评估和公共债务发展的可能状况分析等。该战略经部长会议通过后与预算草案的“预算说明（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Ｂｕｄｇｅｔ）” 一起提交给议会审批，后者包括了一个预先设定的未来三年赤字目标。这意味着，债务活动将不会再继续游离在预算管理之外，这在客观上既有助于缓解预算管理的软约束问题，同时对财政风险的把握更趋全面和完整。

１９９８年引入中期债务管理战略方法并非波兰首次在财政领域运用跨年度概念。１９９４年，当格热戈日·科沃德科（ＧｒｚｅｇｏｒｚＫｏｌｏｄｋｏ） 接棒财政部长时，这位学者型官员就在其第一份财政改革计划——— “波兰战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Ｐｏｌａｎｄ）中运用了“中期” 概念。“波兰战略” 于１９９４年６月获得政府和议会通过，其重要背景是，就在战略通过前的２个月，波兰正式向欧盟提出入盟申请，同期，波兰还启动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准备工作（Ｋｏｌｏｄｋｏ，２００５：３７１）。“波兰战略” 计划逐步削减赤字，并使其后三年政府支出占ＧＤＰ比重也逐步下降。

应该说，科沃德科的财政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外界对１９９３年左翼联盟组阁执政后波兰宏观经济政策的顾虑。虽然１９９６年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较之１９９５年分别增长了３�３和０�４个百分点，但考虑到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７年是波兰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速的一个时期，更重要的是１９９６年之后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连续三年降低， “波兰战略” 中对目标的设定还是相对严谨的，战略执行的效果也是相对明显的。作为对这一时期虽有下降但仍超过４％的赤字比率的一种可能的注解是：这一时期推动财政改革的压力是有限的，没有人会支持更为激进的改革，而且支出改革更容易威胁到农民、产业工人、退休人员等左翼联盟的支持群体的利益（Ｂｎｋｅｒ，２００６：１２０），因而在左翼联盟组阁执政的情况下，政府自身也缺乏推进更深层次改革的意愿。１９９６年初科沃德科对启动养老金改革的游说失败既是一个体现。

进入２１世纪，改革仍然被认为是波兰财政领域的关键议题。而其中仍然包括跨年度财政管理模式。直到２００６年，经合组织还在建议波兰： “政府应该制定一个多年计划框架，框架内包含整体支出的限制范围，清晰明确支出的优先顺序。” （ＯＥＣＤ，２００６：５） 然而，事实上，就在这之前的近十年里， “跨年度”已是波兰在财政发展、巩固的诸多方案乃至趋同计划中经常使用的概念。这暗示了，在波兰，跨年度的财政管理模式可能更多是作为确认新财政计划的工具，而没有演变成为进行支出控制和资源配置的硬约束工具。当然，这或许只是个缩影，一个关于公共预算权力和责任碎片化的缩影。

跨年度的财政框架包括一个自上而下的总额控制，其有效实现的关键在于达成政治平衡，即财经纪律的支持者与拥护增加开支者间的抗衡。财政部长即是前者的代表。在波兰，从制度层面来说，财政部长在整个财政预算过程中是个相对较弱的角色。虽然会与各职能部门进行双边谈判，但是财政部长并不是为部门提议预算规模的议程设置者，更没有削减某个部门支出需求的权力。通常来说，财政部长的实际权力取决于总理的支持程度。内阁政治斗争中如果没有

了总理的支持，财政部长要么选择接受现实，要么选择辞职（Ｈａｌｌｅｒｂｅｒｇ＆Ｈａｇｅｎ，２００６：２３）。贝尔卡（ＭａｒｅｋＢｅｌｋａ） 于２００２年就选择了后者。贝尔卡曾于１９９７年担任过１０个月的财政部长，在２００１年６月再次上任财政部长后，他向内阁提出在２００２至２００６年限制支出增长速度，使其不超过通货膨胀率１个百分点———该项财政规则也被称为贝卡尔规则（Ｂｅｌｋａｒｕｌｅ）。但是正如欧盟委员会批评的那样，这项规则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施行。２００２年当民主左翼联盟在地方选举前的支持率出现令人担忧的变化时，内阁不顾贝克尔的反对，通过了一项总额为２５亿兹罗提的增支提案，致使贝克尔最终选择了辞职。（Ｂ�ｎｋｅｒ，２００６；Ｚｕｂｅｋ，２００６）不过走在“入盟” 的路上，波兰内阁中有关支出削减的明争暗斗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欧盟的影响。２００３年当经济劳工部长豪斯内尔（ＪｅｒｚｙＨａｕｓｎｅｒ）向内阁退出一份旨在２０

０４至２００７年削减占ＧＤＰ４％的社会性支出的财政改革方案———又称“豪斯内尔计划” （ＨａｕｓｎｅｒＰｌａｎ） 时，迫于欧盟的压力，内阁最后通过了该方案。但是由于２００５年９月议会大选的临近，这一计划最终并没有全部落实（Ｂ�ｎｋｅｒ，２００６：１２８）。

“豪斯内尔” 计划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波兰长期以来社会性支出居高不下并逐渐拖累财政平衡的事实。尽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波兰对社会保障和医疗等领域进行了改革，但社会性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因此，这类支出是“预算决策无能为力的硬性支出” （Ｓｃｈｉｃｋ，２００３：１３）。它加大了执政当局从这类支出着手整顿财政的难度。世界银行２００３年关于波兰的研究报告将其称为非自由裁量的事前既定支出（ｐ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根据该报告，１９９９年，波兰５８％的预算支出都是这类支出，到２００２年这个比例超过了６５％。虽然以法律或指数化的方式固化支出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保证重点支出的有效执行，但这种既定支出或固定支出为预算带来了结构刚性，限制了可替代性和预算再分配活动（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３：１６）。波兰经济部《２０１２波兰经济报告》也提到同样的问题，多年来固定支出（ｆｉｘｅ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在波兰预算支出结构的比重中一直占有绝对优势，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固定支出比例维持在７２％以上，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甚至达到７５％左右（图７）。报告指出这种预算结构限制了政府决定财政赤字水平的可能性（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１２：１２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法律规定的或更早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支出安排，是从更长的时间框架中来考察波兰公共预算权力和责任碎片化的一个重要证据。

四、加入欧盟：趋同与稳定

虽然早在转型初期，当时的欧共体也通过“２４国援助” 和“法尔计划”（ＰＨＡＲＥ） 对波兰施以过援助，但相对于ＩＭＦ，欧共体并没有特别强调将财政纪律作为受援方的履约义务。甚至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波兰与欧共体签署的联系国协定（欧洲协定），其重点和意义也

主要体现在经贸方面。在关于波兰财政可持续的故事中，欧盟的出场时间更适合定在９０年代中期“回归欧洲” 成为波兰国家战略议题之后。

１９９４年４月，波兰政府向欧盟提出入盟的正式申请。不过直到１９９８年３月，波兰与欧盟间关于入盟的谈判才正式开始①。这为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８年的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均值超过４�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１９９９年波兰的财政赤字降到３％的警戒线以下，但这一结果并没有保持很久。２００２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新回到３％以上，达到３�６％，并由此使得２０００年开始下降的债务占ＧＤＰ比重再次抬升４�４个百分点①。尽管如此，２００２年波兰在“入盟前经济计划”（ＴｈｅＰｒ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ＰＥＰ） 中还是对未来几年政府在控制财政赤字和债务方面表达了非常乐观的预测。按照其根据ＥＳＡ９５所设定的目标，２００３年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降到３�６％，并于２００５年降到２�２％。这三年总债务占ＧＤＰ比重计划略有增加，但均会维持于４６％以下的水平（表３）。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就在欧盟首脑会议决定结束与波兰等１０个候选国的入盟谈判后的第１０天，波兰时任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Ｋｗａｎｉｅｗｓｋｉ） 签署了２００３年国家预算案，这是波兰１５年来首次在岁末通过次年财政预算。该预算案再次重申了波兰削减财政赤字的决心。根据该预算案，２００３年的预算赤字比２００２年将减少１３亿兹罗提②。

然而事与愿违，２００３年波兰的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不降反增。按照２００４年３月波兰报告和欧盟统计局可获得相关统计数据测算，波兰２００３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ＧＤＰ的４�１％，而且根据欧盟统计局和欧盟委员会的２００４年春季预测，２００４年财政赤字比率还将走高近２个百分点。对此，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完全将其与之前两年经济增长放缓联系起来，而是明确指出赤字问题还与波兰宽松财政政策有关，尤其是社会性支出方面。２００２年社会性支出占到广义政府总支出的４１％，其中，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补贴由１９９９年总支出的７�２％增至２００２年的１４�８％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４：４）。此外，欧盟委员会还对波兰减赤计划的执行情况表示了不满：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波兰当局已经为解决日益增加的赤字问题设计了诸多改革计划，但是没有一项计划得到执行，财政赤字问题不断恶化。例如，２００２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支出规则，根据该规则，中央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不得高于通货膨胀率１个百分点以上。但是，此项支出规则从未执行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４：５）。上述内容摘自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２日欧盟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波兰的超额赤字》报告，该报告是依据１９９３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１９９７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相关条款而作出的。因为，就在两周前波兰已正式入盟。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不能超过３％，政府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不能超过６０％。《稳定与增长公约》则在进一步明确《马约》规定的财政政策原则基础上，对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规则以及超额财政赤字的惩罚程序加以明确。《波兰

的超额赤字》（２００４年） 报告明确表示，欧盟委员会决定对波兰启动超额赤字程序（ｔｈｅ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ＥＤＰ）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４：２）。此份报告即是该程序中的一部分。

波兰很快对欧盟委员会的超额赤字程序（ＥＤＰ） 作出回应。其中包括了正式启动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７年公共支出合理化与削减计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ｆｏ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以扩展２００３年９月已经采用的中期公共财政战略（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ｒｍ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该计划再次对赤字削减进行了雄心满满的规划，即在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三年分别将行政管理支出、社会性支出等主要支出占ＧＤＰ比重分别削减１�４％、１�８％、１�６％，进而使２００７年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降至３％以下。但欧盟委员会却对此目标的实现表示怀疑。此后更是由怀疑升级为公开的表态与施压———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和２００７年２月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其他国家财政部长分别对波兰施压，要求其采取措施削减财政赤字。

就当外界普遍对波兰２００７年能否实现赤字“达标” 表示怀疑时，波兰却成功的将２００７年财政赤字压缩至ＧＤＰ的１�８８％。这是自１９９２年经济恢复增长以来财政赤字比率最低的一年，而且为欧债危机期间波兰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提前释放了财政空间。从２００７年中期至２００８年中期顺周期的财政扩张最终使得２００８年波兰的财政赤字增加至ＧＤＰ的３�７％。同期政府债务总额较前一年下降了２６亿欧元，受累于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债务占ＧＤＰ比重还是略有增长。波兰随即提出进一步私有化计划以增加收入。但是外界认为这个计划没有足够能力来约束政府债务的增长（ＯＥＣＤ，２０１０：４）。根据２００９年以后的结果来看，这一研判还是比较准确的。２００９年， 波兰的总债务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５０�９％。根据１９９８年波兰《公共财政法案》，这意味２０１０年的财政赤字不能再增加，尤其是赤字占财政收入比重不能增长。但，这只是“意味”，一切还是发生了———２０１０年， 波兰的财政赤字达到２７９�８３亿欧元， 较前一年增长了２０�６％，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７�９％，较前一年增长了０�４个百分点。欧盟委员会因此对波兰再次启动了超额赤字程序。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成员国赤字水平普遍上扬，欧盟委员会对波兰纠正此轮财政赤字超标问题给予了更大的时间宽限。

２０１０年３月波兰在当年的趋同计划中提出，到２０１２年将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降至２�９％。这可能是一个有些乐观的目标。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２年，波兰财政赤字均持续走低，但仍没有退守至警戒线以下。

面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乐观的承诺显然是不够的。波兰再次提及与欧盟之间关于广义政府财政收支范围的争议，尤其是关于波兰在１９９９年养老金改革后新设的开放式养老基金（ＯＦＥ） 的会计处理方式。２０１０年８月中旬，波兰、匈牙利、瑞典等欧盟九个成员国财政部长联合致函欧盟委员会及欧盟主席范龙佩（ＨｅｒｍａｎＶａｎＲｏｍｐｕｙ），要求欧盟在计算各国财政赤字时将养老体系改革的成本考虑在内，并指出，养老体系对于加强欧洲各国财政的长期稳定性至关重要，而现行的计算方式是对推行养老体系改革的一种严厉惩罚。根据ＥＳＡ９５，欧盟对广义政府财政平衡的计算包括了开放式养老基金的盈余结果。

这无疑增加了波兰政府履行欧盟的财政赤字减控计划的难度。在波兰初入欧盟时，就曾针对此问题向欧盟有关方面进行了申辩。２００５年波兰财政赤字占ＧＤＰ比重为４�１％，而如果根据波兰政府的计算标准，这一结果降到了２�５％。２个百分点之内的差别呈现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国家财政“画面” （ＯＥＣＤ，２００６：５）。不过，当时欧盟委员会并没有接受波兰的解释，并宣布２００７年３月是波兰调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渡期的最后时间节点。

２０１２年３月，在欧盟春季峰会上，除英国和捷克外的欧盟２５个成员国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即欧盟新“财政契约”。该契约再次重申了年度财政赤字不能超过ＧＤＰ的３％，总债务水平不能超过ＧＤＰ的６０％的标准，与此同时，提出缔约国还需遵守一个所谓的“中期预算目标”，即年度结构赤字不得超过ＧＤＰ的０�５％。对于违反此“中期预算目标” 的国家，将立即启动自动纠正机制，并处以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０�１％的罚金。运用一个经过周期性因素调整后的财政赤字指标，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来评估成员国的财政状况，或许可视为欧盟委员会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的亡羊补牢之举，但欧盟委员会希望引入更硬的财政约束来改善各成员国公共财政可持续状况，是否能实现，则还需拭目以待。然而，于波兰而言，她的选择无疑是为自己再带上一个“紧箍咒”！

故事仍在继续。

２０１３年６月，由于预算收入预计短收大约２４０亿兹罗提，波兰政府决定暂停“债务刹车机制” 第一条，将２０１３年预算赤字再增加１６０亿兹罗提。波兰财政部对此决定的解释是，通过赤字而非支出削减来解决预算收入短收问题，主要是因为波兰不希望给消费和投资带来更大的压力。波兰当局相信，新增的大约相当于ＧＤＰ１％的预算赤字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刺激效应。不过更引人关注的是，就在这部增赤草案中，财政部还指出，当前的财政规则既无法保障财政纪律又无法有效解决固有的周期性问题。６个月后，这一观点被植入波兰《公共财政法》的修订案中。修订案引入了一项新的反周期的财政规则，该规则将取代之前已经使用了１５年的财政规则，即当公共债务占ＧＤＰ比重超过５０％时第二年预算中赤字占预算收入的比率将不能再增加。波兰新财政规则似乎“紧贴” 欧盟新财政契约，运用一个周期性指标———前后８年ＧＤＰ增幅均值（即之前６年实际值和今明两年预测值） 来决定财政支出的增长，以减少公共财政的结构性赤字①。

五、讨论与结论

财政可持续，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政府的一个承诺。其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于，该承诺会改变私人部门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新型经济活动未来投资环境的预期，但能否改变、朝着何种方向改变以及改变的程度则取决于对该承诺可信度的判断。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许多国家财政决策过程中的不恰当游戏规则一直没有得以真正改变（坦齐和内希特，２００５），这导致了十多年来无效支出的持续增长以及赤字与公共债务的不断累积，政府对财政可持续承诺的可信度不断降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可能只是诱发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财政可持续承诺的兑现，财政规则被经济学家和宏观经济决策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这也使得财政规则的建设与维持成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财政整顿的关键所在。但是，财政规则是否能够真正应对不可预见的预算状况的恶化以及政治压力以保证中期财政的可持续性，还缺乏定论（ＯＥＣＤ，２００２：１１７）。波兰的案例也似乎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持性论据。

波兰在公共财政法甚至宪法层面上所进行的公共债务方面的制度设计，值得肯定。但是超额财政赤字问题的反反复复表明，单纯的债务制度设计不太可能有效地约束政府财政决策与财经纪律。设计一个更为全面综合的财政规则体系显然是公共预算改革理所当然的目标，然而，让其实现却并非易事。瓦尔达沃夫斯基“预算改革的政治涵义” 的“故事脚本” 同样适用于波兰。国内政治分歧的存在以及现有政治体制在弥合政治分歧方面的低效甚至无效暗示了，波兰国内不可能在财政可持续意义及其保障机制的问题上保持长久的认同，因此历届执政当局都缺乏明确的意愿或足够强大的激励来完成制定一个全面综合的财政规则体系的任务。

退一步来说，即使实现了上述制度建设成果，也未必能确保财政规则在法律约束力和实际效力间画上等号。尤其是在以总额控制为主要形式的财政规则下，委托－代理问题是一个挑战。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波兰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后，政府夸大税收估计值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议会也在使用同样的策略，仅仅只是为了能在预算案容纳下新的增支要求，而又不致于使赤字水平被明显突破（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３：２８）。但更大的挑战还是最可能来自政治层面。“贝卡尔规则” 的结局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财政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协议的一部分，它可能作为政治讨价还价中的砝码，但绝对不是底线。在这一点上，对波兰形成外部约束力的欧盟财政规则又何尝不是面临同样的困境？转型二十年来，从ＩＭＦ到欧盟，他们成为约束波兰财政可持续的外部权威。相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能够在更完善的制度框架内来约束波兰政府的财经纪律以及财政政策的稳定性，进而促使其财政的可持续。但是，欧盟财政规则更多使用的是事前而非事后控制机制，同时，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这些事前机制能在更长的时期里对成员国的财政纪律形成约束。近十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欧盟财政规则也遇到多次挑战，这些案例支持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欧盟财政规则的有效性仍然与成员国在欧盟中的重要性以及欧盟在各成员国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程度有关（Ｈａｌｌｅｒｂｅｒｇ＆Ｈａｇｅｎ，２００６）。财政可持续其实可作为检验内部一致性以及政策议程远见程度的试金石，但无论如何，这一试金石永远不可能变成没有政治含义的金玉良言。

对财政规则的效力来说，政治层面的挑战还来自于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承诺。如果说财政可持续是政府的一个承诺，那么法律规定的或更早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性支出安排也同样是政府的承诺。当承诺遇到承诺，谁应该优先保证与兑现，是财政可持续还是关于社会福利的承诺？

如此种种，我们仍旧需要求证这样一个问题，财政规则能保证财政可持续这个承诺兑现吗？

参考文献

吕进．（１９９８）．波兰奇迹与西方援助．今日东欧中亚，４．

维托·坦齐、舒克·内希特．（２００５）．２０世纪的公共支出．北京：商务印书

馆．Ｂ�ｎｋｅｒ，Ｆ．（２００６）．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Ｈｕｎｇａｒｙ，Ｐｏ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ｚｅ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ｆｒｏｍ１９８９ｔｏＥＵ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

Ｂｒａｔｋｏｗｓｋｉ，Ａ．，Ｄａｂｒｏｗｓｋｉ，Ｍ．，Ａｎｔｃｚａｋ，Ｍ．，Ｐｏｌｏｍｓｋｉ，Ｋ．＆ Ｌｕｃｚｙｎｓｋｉ，Ｍ．（１９９５）．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Ｐｏｌ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４９．

Ｃｒｏｍｂｒｕｇｇｈｅ，Ａ．＆Ｄａｖｉｄ，Ｌ．（１９９４）．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Ｉｎ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Ｏ．，Ｆｒｏｏｔ，Ｋ．，Ｓａｃｈｓ，Ｊ．Ｅｄ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Ｖｏｌｕｍｅ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Ｃｈｅａｓｔｙ，Ａ．（１９９２）．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ＩｎＴａｎｚｉ，Ｖ．Ｅｄｓ．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４）．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ｎＰｏｌ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０４（３）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ＳＥＣ（２００４）５７６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２Ｐｒ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ｏｆ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ｏｗａｎ，Ｐ．（１９９９）．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Ｇａｍｂｌｅ：Ｗａｓｈｉｏｎｇｔｏｎ�ｓＦａｕｓｔｉａｎＢｉｄ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ｅｒｓｏ．Ｇｒｏ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Ｗａｌｔｚ，Ｈ．（２００３）．Ｐｏ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Ｆ．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ＩＭＦ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ｔｈｅＣｌｕｂｏｆＭａｄｒｉ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Ｈａｌｌｅｒｂｅｒｇ，Ｍ．＆ Ｈａｇｅｎ，Ｊ．（２００６）．Ｂｕｄｇｅ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Ｐｏｌ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Ｆｉｓ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ｂｙＷａｒｓａｗ：Ｅｒｎｓｔ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Ｂｅｔｔｅｒ．

Ｊｅｄｒｚｅｊｏｗｉｃｚ，Ｔ．＆Ｋｏｚｉｎｓｋｉ，Ｗ．（２０１２）．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Ｆｉｓｃａ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ｌａｎｄ，ｉｎＢａｎｋ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ａｎ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Ｂ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６７：２８５－２９４．

Ｋｏｌｏｄｋｏ，Ｇ．Ｗ．（２００５）．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ｆｒｏｍ Ｐｏｌａｎｄ�ｓ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ａｎｄ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８：３６９－３７９．

Ｌａｎｅ，Ｔ．Ｄ．（１９９１）．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ＩＭ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９１／７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１２）．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１２－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ｐｏｒｔ．

Ｍｉｓｉａｇ，Ｗ．＆Ｎｉｅｄｚｉｅｌｓｋｉ，Ａ．（２００１）．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Ｐｏｌ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ＢｎＧ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９．

ＯＥＣＤ．（２００２）．Ｆｉｓｃａ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ＥＣ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Ｎｏ�７２．ＯＥＣＤ．（１９９４）．ＯＥＣ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ｓ：Ｐ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４ ．

ＯＥＣＤ．（２００６）．ＯＥＣ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ｓ：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６ ．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ａ）．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ｆ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Ｗａｒｓａｗ．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ｃｏｎｏｍｙ＿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ｇｐ／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ｂ）．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ｆ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Ｕｐｄａｔｅ．

Ｗａｒｓａｗ．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ｃｏｎｏｍｙ＿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ｇｐ／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Ｓａｃｈｓ，Ｊ．（１９９３）．Ｐｏｌａｎｄ�ｓＪｕｍｐｔｏ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Ｓｃｈｉｃｋ，Ａ．（２００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ＲｕｌｅｓｉｎＢ

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ＯＥＣ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３（３）：８－３４．

Ｓｔｏｎｅ，Ｒ．Ｗ．（２００２）．Ｌｅｎｄｉｎｇ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Ｓｚｃｚｅｒｂａｋ，Ｍ．（２００６）．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Ｐｏｌ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１ｓｔＯＥＣＤＦｏｒｕｍ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ｂ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Ｔａｎｚｉ，Ｖ．（１９８９）．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ｉｇｎ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Ｂｌｅｊｅｒ，Ｍ．Ｉ．＆Ｃｈｕ，Ｋ．Ｅｄｓ．，Ｆｉｓｃ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０３）．Ｐｏｌａｎｄ：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Ｆｉｓ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Ａ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Ｚｕｂｅｋ，Ｒ．（２００６）．Ｐｏｌａｎｄ：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Ｆｉｔ．ＩｎＤｙｓｏｎ，Ｋ．Ｅｄ．

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ｔｈｅＥｕｒｏ－Ｚｏｎｅ：ＴｈｅＥｕｒｏ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